以下文章来源于国际论坛 ，作者杨辰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产生的风险，无人机等人工智能军备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对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的借鉴价值，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运用为案例，系统梳理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路径，并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安全风险与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一方面增强了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作战效能，显著提升了情报、通信等领域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对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安全领域构成多重挑战，为国家安全治理增添了复杂性。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使用情况来看，以无人机、网络武器、深度伪造、开源情报分析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军备在情报、舆论、网络等多领域对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国家安全风险维度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助推数据和算法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风险，致使安全领域界线模糊化、安全议题复杂化、安全行为主体去中心化，并将加速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为此，我国应以加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前瞻性研究，健全“跨部门”安全协作机制，不断完善非国家行为体监管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主动化解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安全风险，持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关键词】 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俄乌冲突；安全风险；治理路径
【作者简介】 杨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俄乌冲突中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使国家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战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旗手”（Bayraktar TB2）、“弹簧刀”（Switchblade300/600）等无人机大显神威，多名俄军高级将领因之殒命。深度伪造（Deepfakes）、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等人工智能技术为情报等领域“赋能”，成为影响战争走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武器引发的风险成为国家安全领域新的关注焦点。自主搜索、音像识别、自行打击等智能技术驱动人工智能武器成为生杀予夺的重要手段。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工具的突飞猛进加速人工智能军备竞争，为国家安全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显然，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风险与挑战已成为国家安全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
当前，学界侧重于从国际传播、国际安全等视角出发，对自主武器、深度伪造等某一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进行重点探讨。毫无疑问，就某一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开展研究对深入认知其引发的安全风险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却难以全面认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产生的安全风险和挑战。事实上，安全领域对抗体现的是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综合应用。因此，有必要选取案例深入考察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俄乌冲突作为当前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使用种类最丰富、数量最庞大的国际冲突，对其展开深入探讨对发掘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安全风险与治理之道具有重要价值。有鉴于此，本文从厘清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路径入手，以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作为研究案例，系统探讨其产生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治理路径。
一、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构成要素与国家安全影响路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指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其目的是提升武器、情报以及后勤保障等军事装备性能。从实际运用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一方面显著提升了武器作战效能，将情报处理、战场保障、网络攻防水平推上了新高度，另一方面对政治、国土、军事、网络等安全领域构成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构成要素 为便于开展研究，以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用途为依据，本文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分为用于网络和物理空间作战的人工智能武器和用于支援和保障作战的人工智能支援系统两大类。
实际上，人工智能武器的概念、内涵甚至译名至今没有定论，不同研究主体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界定。部分研究者将人工智能武器称为“自主武器”（Autonomous Weapon）、“无人武器”（Unmanned Weapon）、“致命性自主武器”（Lethal Autonomous Weapon）或“杀人机器人”（Killer Robot）等。国际红十字会将人工智能武器定义为能够独立选择和攻击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系统具有获取、跟踪、选择和攻击目标等“关键功能”。英国国防部将人工智能武器定义为“能够理解更高层次意图和方向的武器系统”，即通过对环境的感知，人工智能武器能够锁定目标并选择攻击方案。美国国防部则根据操作人员对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程度，将人工智能武器分为半智能武器（Human-in-the-loop）、高度智能武器（Human-on-the-loop）、完全智能武器（Human-out-of-the-loop）三类。事实上，大多数人工智能武器在实际运用中具备多种工作模式，具体模式选择由任务和环境性质而决定。人工智能武器虽然在概念界定等方面还未形成定论，但各界对人工智能武器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此类武器能够在执行任务中通过计算机编程对环境进行感知并做出判断。因此，本文将人工智能武器定义为具有主动感知、自主分析和决策能力且直接用于作战的工具。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攻击，使勒索软件等网络攻击工具同样具备主动感知、自主分析等功能，因而本文中的人工智能武器既包括用于物理空间作战的人工智能武器，也包括智能代码等用于网络战的人工智能网络武器。人工智能支援系统指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情报、侦察、通讯、后勤等军事装备，使其具有主动感知、自主分析和决策能力。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情报、通信等作战支援系统的保障能力显著提升。以情报领域为例，“全球鹰”无人侦察机（RQ-4A Global Hawk）拥有 1.8 万米的飞行高度和 42 小时的超长航时，能够不间断执行侦察任务。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有效提升了情报处理能力。例如，以色列情报部门在 2021年巴以冲突中广泛使用“炼金术士”（Alchemist）、“福音”（Gospel）和“智慧深度”（Depth of Wisdom）等多个人工智能程序用于情报分析、袭击预警和目标锁定等方面。此外，人工智能作战支援系统还广泛用于充当作战诱饵、物资补充、伤员运送等领域。例如，美国海军研制的无人机（X-47B）不仅能执行侦查、空中打击等任务，还能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影响国家安全的路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从影响国家安全的路径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多方面的威胁和挑战。
首先，人工智能武器相比传统武器打击能力更为强大，导致军事冲突失控风险增加。人工智能武器利用深度学习、音视频识别技术对目标进行检测、筛选、评估、锁定和打击。例如，以色列的“铁穹”（Iron Dome）导弹防御系统可评估来袭导弹将在何处引爆，并根据系统“威胁评分”进行处置。在物理空间，人工智能武器能够对敌方核心领导人实施精准打击。在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网络武器可对敌方关键网络设施进行控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武器一方面以态势感知智能化、决策快速化、作战自动化大幅提升打击效能，另一方面导致外交斡旋余地减少，使冲突全面升级甚至核战争爆发成为可能。其次，人工智能网络武器使网络攻击更加灵活隐匿、难以追溯。人工智能网络武器以拒绝服务攻击（DDos）、恶意软件、勒索软件为代表，通过攻击数据集等途径破坏重要装备、窃取关键数据。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为代表的防务部门通过耳语门（Whisper Gate）、狐狸刃（Fox Blade）、球童雨刷（Sonic Vote）恶意软件致使乌克兰大量计算机设备被擦除数据。随着世界步入万物互联时代，物联网设备的不断增多使网络安全风险陡然上升。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中，乌克兰电力系统遭到恶意软件全面毁坏（Crush Override）攻击，致 70 万个家庭停电。全面毁坏恶意软件以攻击基础设施为主，且能够根据攻击目标的漏洞自动调整攻击模式。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不仅加剧了物理和网络空间对抗烈度，也促使信息和认知领域的争夺升级。以深度伪造、计算宣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为社交媒体武器化提供了契机，在安全领域塑造了新的对抗模式，使政治、军事和网络等领域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这突出地表现为： 其一，虚假信息传播能力增强。深度伪造指利用数据生成器和数据鉴别器构成的生成对抗神经网络相互竞争，以生成难以识别的虚假图像、视频或文本。具体而言，深度伪造过程主要由数据提取和训练两大步骤构成：首先由数据生成器提取数据，随后通过神经网络系统对数据进行训练。当训练完成后，原数据将被重塑，且难以辨别。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新形式，深度伪造旨在助力虚假信息传播，进而达到颠覆意识形态甚至颠覆政权等目的。相比传统虚假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深度伪造技术使虚假信息生产和传播更为智能、迅捷和隐蔽。 其二，社会舆论操纵程度加深。计算宣传指使用算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虚假或者特定信息。信息量身定制、精准推送、认知重构是计算宣传的核心特征。伴随世界进入“精算时代”，计算宣传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舆论操纵的新方式，舆论和认知愈发被“社交机器人”和各种“算法偏见”所操控。从政治选举到商业活动，计算宣传显现出强大的影响力。据统计，在 2020 年，81 个国家使用计算宣传和伪造技术在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时，大量有关中国疫情的虚假信息通过社交机器人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作为计算宣传的重要工具，社交机器人通过增加“点赞”、转发、劫持热门话题标签等方式，以达到以假乱真、搅动民意、挑动对立等目的。计算宣传严重侵蚀正常舆论生态，误导受众政治选择，使民众陷入“操纵黑箱”，难辨真伪。
二、俄乌冲突中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实践俄乌冲突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使用规模史无前例而被称为第一次“智能战争”。无人机等人工智能武器是战场上重要的力量“倍增器”。深度伪造等人工智能支援系统则为多层次作战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作战成效看，西方国家援助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使乌克兰在情报、舆论等多个领域占据优势，成为改变俄乌军事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俄乌冲突中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 人工智能武器和人工智能支援系统广泛运用，使俄乌战场成为人工智能尖端军事科技竞技场和试验场。“弹簧刀”无人机、“旗手”无人机、勒索软件等人工智能武器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智能开源情报分析技术、深度伪造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则在支援和配合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 人工智能武器无人机和网络武器是俄乌双方使用最广泛的的人工智能武器。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情报搜集、武力打击等军事任务。网络武器则在军事冲突爆发前率先将“战火”点燃，并在冲突期间对重要网络设施进行渗透和破坏。第一，无人机。常规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是俄乌战场上大规模使用的人工智能武器之一。从常规无人机使用情况看，俄军列装的常规无人机达 2000 余架，基本覆盖了高中低空、近中远程，任务谱系相对完备。乌军无人机则多为引进型号，装备类型丰富，运用样式多变。具体而言，乌军主要采用土耳其生产的“旗手”无人机以及美国援助的“捕食者”无人机（MQ-1 Predator）和“收割者”无人机（MQ-9 Reaper）。作为察打一体武器，“旗手”无人机既执行情报和侦察任务，也配备空对地导弹实施精确打击。俄军则主要使用石榴石系列（Granat1/2）、前哨（Eleron-3SV）、扎斯塔瓦（Zastava）、海鹰（Orlan-10）等无人机执行侦查等军事任务。此外，无人机还大量用于电子战。乌军在电子战中主要使用装配无畏虎（Intrepid Tiger）电子干扰器的“捕食者”、“收割者”、“全球鹰”（RQ-4B Global Hawk）等无人机。俄军则主要使用配有里尔电子战系统（RB-341ВLeer-3）的“海鹰”无人机进行电子对抗。 此外，自杀式无人机也广泛用于作战。与传统无人机相比，自杀式无人机突防能力强，使用灵活。从使用情况看，乌军主要使用美国援助的“弹簧刀”系列无人机和“凤凰幽灵”无人机（Phoenix Ghost）。俄军则主要使用“扎拉”自杀式无人机（KUB-BLA）。随着战事推进，为解决无人机短缺问题，俄罗斯向伊朗采购了大量“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Shahed-136）并大量改装民用无人机用于自杀式攻击。第二，网络武器。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勒索软件、恶意软件、拒绝服务攻击等人工智能网络武器广泛用于俄乌网络空间争夺。 以俄罗斯使用的网络武器为例，一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网站、数据中心发起大规模拒绝服务攻击，导致用户无法正常访问乌克兰总统网（president. gov. ua）、乌克兰政府新闻网（old. kmu. gov. ua）等网站。从攻击力度看，俄罗斯对乌克兰网络攻击强度在 2022 年 2 月 13 日之后显著增强，并在 2 月 23 日左右达到顶峰。微软研究报告显示，从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网络攻击由每月 15 次逐步上升到 125 次。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Main Directorate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等多个军情部门使用耳语门、狐狸刃等多款恶意软件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数据窃取和破坏活动，致乌克兰外交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计算机数据被恶意软件擦除或被勒索软件锁定。此外，支持俄罗斯政府的风暴勒索（Stormous Ransomware）、数字眼镜蛇（Digital Cobra Gang）、扎托依奇（Zatoichi）、沙虫（Sandworm）等多个组织通过勒索软件等途径破坏乌克兰通信、能源、银行等重要部门的网络系统。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乌克兰通过与西方国家强化网络安全合作，对俄方网络攻势进行遏制。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在安全防护中的运用成为乌克兰与西方国家网络安全合作的亮点。俄乌冲突爆发前，微软部署人工智能威胁情报防御平台（RiskIQ），以强化网络攻击监测、预警和防护能力。人工智能威胁情报防御平台从互联网上收集全球网络威胁情报，并使用机器学习进行分析，以获取攻击源等背景信息，为微软安全团队快速检测和隔离攻击奠定了基础。微软威胁情报中心（Microsoft Threat Intelligence Center）监测到大规模狐狸刃恶意软件对乌克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发动大规模攻击后，第一时间通知乌克兰网络防御部门，并迅速对恶意软件实施隔离。根据微软在 2022 年 6 月发布的安全报告，俄罗斯军方对乌克兰 48 个机构和企业发动了多轮次网络攻击。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经受住了俄罗斯的高强度网络攻击。2. 人工智能支援系统以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开源情报分析技术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支援系统在虚假信息传播、战场情报分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掌握实时战况、实施精准打击立下汗马功劳。 其一，深度伪造技术与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技术与社交机器人在俄乌虚假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炮制虚假新闻，并利用社交机器人大量分发，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常用手段。俄乌冲突爆发后，虚假信息、社交机器人大量充斥于主流社交平台。 其中，乌克兰社交机器人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俄罗斯展开攻击：一是污名化俄罗斯领导人，美化乌克兰领导人。社交机器人将俄罗斯领导人塑造成“战犯、政治骗子和独裁者”，将乌克兰领导人“塑造成民族英雄和自由世界领袖”。二是打造乌克兰军民积极形象与俄罗斯军人消极形象。乌克兰军民被形容为“英勇和顽强”的化身，而俄罗斯军队被形容为“残暴和溃败”的代表。三是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社交机器人大量扩散“西方国家不作为”的推文，对北约施加舆论压力，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给予更多援助，并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同时，美国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开展秘密虚假叙事活动，以在舆论上声援乌克兰，抹黑俄罗斯。根据斯坦福网络政策中心（Stanford Cyber Policy Center）在 2022 年 8 月发布的亲西方秘密影响行动报告（Pro-western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俄乌冲突开始后，美国在中东、中亚等地区加大了虚假叙事力度。亲西方秘密影响行动将生成对抗网络产生的大量虚假头像用于社交平台创建的虚假账号，并借助深度伪造技术制造虚假俄语新闻。从传播策略来看，亲西方秘密影响行动在不同社交平台使用虚假社交媒体账号同一时间发布相同内容，旨在通过大量反俄叙事吸引中东地区观众。例如，报道集中于俄军士兵杀害乌克兰平民，指责俄罗斯将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等内容。面对乌克兰的虚假叙事活动，俄罗斯以“隐蔽影响行动”（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针锋相对。“隐蔽影响行动”旨在通过社交机器人将深度伪造的虚假视频、信息发布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2 俄罗斯传播的虚假信息主要包括“俄军集结仅为了军事演习”“乌克兰政府被新纳粹渗透”“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受到安全威胁”等内容。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当天，新创建的推特账户数量增加了两倍左右。大量社交机器人将有利于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与记者或国际问题专家的真实个人信息合成，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发布，以助长亲俄情绪。 此外，俄罗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产了大量扰乱舆论的虚假视频。有伪造视频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告诉乌军士兵放下武器，放弃战斗。新闻卫士科技公司（NewsGuard Technologies）跟踪发现，俄罗斯在 281 个网站传播有关俄乌战争的虚假信息，其中包括 137 个英文网站、43 个法语网站、22 个德语网站、32 个意大利语网站以及 47 个其他语种网站。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 of Ukraine）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俄罗斯广泛使用机器人进行虚假叙事。2022 年3 月，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哈尔科夫（Kharkiv）、切尔卡瑟（Cherkassy）等多地关闭超 10 万个虚假社交媒体帐户和 5 个机器人农场（Troll Farms）。这些虚假社交媒体帐户和机器人农场旨在推送有关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虚假信息，以扰乱乌军士气，向乌克兰民众传播恐慌情绪。8 月，乌克兰安全部门摧毁超过 100 万个用于传播虚假信息的机器人。9 月，近 7000 个传播虚假信息的机器人被乌克兰安全部门摧毁。其二，智能情报搜集与开源情报分析（Open Source Intelligence）技术。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技术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和工具的突飞猛进使得智能情报搜集与开源情报分析在俄乌冲突中大行其道。这突出地表现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智能情报援助，显著增强了乌克兰情报能力。 从情报搜集看，一方面，西方国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协助乌克兰搜集情报。例如，北约在波兰、罗马尼亚和黑海地区大量使用“全球鹰”（RQ-4A Global Hawk）等无人机搜集情报。美国中情局则与乌克兰情报部门协同对俄罗斯开展情报活动。美军情报部门在发现俄军动态和位置以后，立即在驻欧美军情报部门进行分析并传输给乌军。另一方面，乌克兰政府发布手机情报应用程序，动员民众收集俄军情报。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Ministr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在即时通讯应用程序（Telegram）中推出智能聊天机器人（eVorog），通过该应用程序民众可发布俄军位置、照片或者视频。在此基础上，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发布应用程序（E-Enemy），进一步推动乌克兰民众参与情报搜集。从开源情报分析看，西方高新技术企业为乌克兰提供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情报分析技术。例如，美国普瑞迈人工智能公司（Primer AI）为乌克兰情报部门提供通信识别工具，供其抓取、翻译和分析俄军的非加密通信。美国探索者技术公司（Seeker Technologies）将人工智能搜索引擎与情报分析公司（Semantic AI）的开源情报分析平台（Cortex EIP）相结合，强化对俄军的通信跟踪和分析。其三，面部识别技术。得益于面部识别神经网络、面部幻觉（Face Hallucination）、三维人脸识别（Three-dimensional Face Recognition）等技术进步，远距离、实时面部识别技术在俄乌冲突中被广泛用于身份检测、伤亡确认和目标定位等领域。 信息之眼（PimEyes）、克隆发现（FindClone）作为最早介入俄乌冲突的付费面部识别服务商，在战争初期发挥着巨大作用。信息之眼、克隆发现公司将照片与社交媒体资料进行匹配分析，以挖掘目标身份信息。例如克隆发现公司主要将搜集的照片与俄罗斯社交媒体（VKontakte）上的个人资料进行匹配，以识别目标身份。法国战术系统（Tactical Systems）公司也提供类似服务，通过提取士兵发布在通讯和社交软件上的面部照片，该公司并利用人脸识别技术锁定其身份和位置。美国高清识别（Clearview AI）公司免费为乌克兰提供面部识别服务，进一步扩大了面部识别技术使用受众。高清识别公司从脸书等多个社交媒体提取了约 200 亿张图片用于身份识别。其面部识别技术被广泛用于确认身份和伤亡情况、发现俄军指挥官位置以及难民救助。仅冲突后的 50 天，乌克兰已经对死亡或被俘的俄军进行了 8600多次面部识别，并通报了 582 名俄罗斯士兵的阵亡情况。实际上，俄罗斯也在冲突中使用面部识别技术，鉴别目标身份。在“部分动员”后，俄罗斯政府将视频监控和面部识别技术相结合，以识别逃脱兵役的公民身份。
（二）俄乌冲突中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实践特征俄乌冲突中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令人应接不暇。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大显神威，多名俄军高级将领被精准狙杀。开源情报分析使得乌军对俄军行动“了如指掌”。在西方援助下，乌克兰在情报等领域占据优势，致使“俄军速胜”的冲突预期被扭转。1. 无人机显现出强大的作战能力一方面，无人机凭借其精确打击能力在“斩首行动”“定点清除”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据报道，俄第 41 集团军少将副司令安德烈·苏霍韦茨基（Andrei Sukhovetsky）、第41 集团军少将参谋长维塔利·格拉西莫夫（Vitalii Gerasimov）、第 8 集团军中将司令德烈·莫德维切夫（Andrey Mordvichev）等多名俄军高级将领阵亡与无人机密切相关。此外，无人机还广泛用于摧毁重要军事设施。例如，乌军使用旗手无人机精确打击俄电子战指挥所以及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9K317 Buk-M2 TELAR）。另一方面，无人机在执行多样化作战任务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执行精确打击任务外，无人机广泛用于情报搜集、协同作战等任务。乌军在冲突伊始丧失制空权后，将“旗手”、“惩罚者”（Punisher）无人机作为空战主力。“旗手”等无人机实现低空突防后，对俄军后勤保障设施实施打击，以减缓俄军进攻节奏。不仅如此，双方都大量使用无人机收集情报，为常规武器作战提供指引。以乌克兰无人机情报小组为例，该小组使用无人机搜寻俄军阵地，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音像数据进行识别，随后将目标数据通过便携式互联网终端星链（Starlink）传送给炮兵，在炮兵发动攻击后，情报小组再次使用无人机确认是否击中目标。2. 智能情报技术形成不对称优势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实施了大量情报援助，尤其是西方高新技术企业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情报搜集和开源情报分析相结合，显著提升了乌克兰情报处理能力，使乌克兰在情报对抗中占据不对称优势。第一，人工智能技术使情报来源更加广泛，情报分析更为智能化。相比俄军较为单一的情报来源，北约成员国利用侦察卫星和“全球鹰”无人机等手段多途径为乌克兰提供情报，甚至普通民众都可以借助移动终端应用程序搜集情报。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使社交媒体信息、战场实时通信都能成为乌军的重要情报源。从运用效果看，人工智能技术在情报处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例如，开源情报分析配合无人机对重要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面部识别技术在识别目标身份，确认伤亡情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开源情报分析推动作战方式灵活多变。人工智能技术对情报数据的高效处理使得作战效率提升，显著增强作战灵活性。依托数字化终端获取的情报，乌军化整为零，组成游击小分队，避开俄军正面锋芒，多次成功实施破坏俄军指挥部和重要军事设施以及刺杀行动。相比俄军大兵团作战模式，乌军游击战术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3. 计算宣传、社交机器人革新舆论战模式深度伪造、计算宣传、社交机器人引领舆论战，使网络空间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战场”。 从工具使用看，计算宣传、机器人是舆论战的主要力量。与舆论战侧重于传统宣传和说服不同，俄乌舆论战将平民化的社交网络工具与数字工具相结合，更强调以深度伪造、计算宣传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真相隔离”和“事实替代”，重塑受众认知。 俄乌舆论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计算宣传、社交机器人成为炮制虚假新闻、搅动民意的舆论战利器。虚假叙事借助深度伪造技术制造虚假信息，并通过社交机器人进行扩散，以搅动舆论。以俄罗斯的虚假叙事为例，根据独立新闻机构“对话美国”（The Conversation U.S）对 75 个俄罗斯官方政府推特账户活动的追踪，这些帐户共有 736 万多名关注者，其发布的虚假内容通过 3590 多万次转发被进一步放大和扩散，共获得 2980 多万个赞和 400 多万条回复。其二，信息传播主体和路径更加丰富多元。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互联网企业、黑客等诸多非国家行为体也能够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政府垄断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传统舆论战模式趋于瓦解。其三，社交媒体控制权成为舆论战成败的关键所在。虽然俄罗斯在战争初期发动“隐蔽影响行动”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推特等社交平台系列反制措施出台，俄罗斯舆论战渠道明显受到遏制，虚假叙事效果与冲突爆发之初大相径庭。
三、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科技颠覆战争，重塑安全形势。俄乌冲突中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提高战争能力、推动战争形态革新的同时，也为总结和反思其对国家安全的风险与挑战提供了借鉴。
（一）数据和算法风险成为国家安全新风险 俄乌冲突中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令人应接不暇。实际上，支撑无人机、社交机器人、开源情报分析等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基础是先进的算法与海量的数据。随着军事应用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安全体系势必更加依赖数据和算法，而数据和算法的内生风险和应用风险将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风险。 其一，内生性风险。内生性风险指数据和算法在设计、存储、研发等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精算时代”的数据不仅包括地理、军事、气象数据等敏感数据，甚至还包括个人行为轨迹、社交网络和消费习惯等日常数据。随着数据节点越来越多，数据污染、泄露、滥用等内生性风险也越来越大。同时，数据还通过算法影响国家安全，即算法对数据的“激活”和“创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数据训练阶段，算法可能遭遇数据投毒等多种形式的攻击，导致其失灵。此外，由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算法本身逻辑体系可能存在缺陷，在不同使用情境时可能出现不适应性，或因人为设置失误导致算法失效甚至变异。其二，应用性风险。应用性风险指数据和算法在运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随着数据、算法成为竞争性资源，其面临的泄露、渗透、破坏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一旦产生泄露，掌握数据的一方可能会获取数据赋权优势。例如，在战争中，敌方通过数据手段跟踪作战士兵的在线行为习惯、家庭成员的日程安排以及子女状况，进而制造“个性化精准威胁”，从而胁迫士兵无法专注作战任务。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运用越来越广，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网络联通性将越来越强，使其风险外溢效应不断增强。攻击者可借助算法渗透部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随后进一步攻击网络中的其他设备，进而使整个军事网络出现系统性瘫痪。
（二）安全空间拓展导致安全环境复杂化 俄乌冲突中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使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战争相互交织、频繁转换。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开创了与传统安全空间并行的数字安全空间，并将数字安全空间与传统安全空间连接起来。安全空间的拓展增加了国家安全风险治理难度。 一方面，代码化的数字空间使主权国家失去对安全资源的垄断，增加了安全环境和安全风险治理的复杂性。传统以领土为基础的安全攻防体系主要由主权国家垄断，而在数字空间里传统主权国家难以垄断数据和算法。数字空间的安全行为主体既有主权国家，也有科技公司、雇佣兵、黑客等多元非国家行为体。各类安全行为主体都可以在数字空间内获取海量数据和先进算法，进而为生成新型且高效的对抗手段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数字空间代码化使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灵活隐蔽、难以被追溯。例如，算法推荐基于信息协同过滤系统为用户提供“私人订制化”内容，导致“信息茧房”效应不断加剧，主流意识形态被迫陷入“数据孤岛”。智能识别技术对用户隐私的侵犯隐蔽而难以追溯，用户的私人行为、个人信息和兴趣偏好存在着被无底线地采集、抓取和滥用的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成为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连接器，使安全领域模糊化趋势不断增强。这具体表现为：一是安全边界模糊化。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安全互动过程中，驱动安全议题彼此渗透，使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界限模糊化。例如在误导舆论、煽动民众情绪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深度伪造技术既涉及网络安全、认知领域安全，也涉及政治安全。二是安全竞斗标志模糊化。与传统安全竞斗存在明确标志不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使得安全竞斗缺乏明显标志。网络武器可对敌方设施进行隐蔽渗透、控制和摧毁；武器化的社交媒体使得舆论和认知领域的争夺悄无声息又无处不在。三是安全行为主体模糊化。与传统安全竞斗有着明确的冲突方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对安全领域的深度渗透使得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安全行为主体灵活多变，增加了国家安全风险治理难度。
（三）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角色 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非国家行为体侵蚀着主权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支配地位，为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俄乌冲突表明其将可能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组织形态看，非国家行为体呈现分散化、中小型化特征。活跃在俄乌冲突中的非国家行为体既有谷歌、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有信息之眼、高清识别等中小型商业卫星公司和情报分析公司，还有数量繁多的雇佣兵、黑客和志愿者。以俄乌情报对抗为例，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以情报分析公司为代表的西方高新技术企业甚至普通民众广泛参与情报活动，使乌军情报能力大为增强。此外，新兴非国家行为体整体组织形态更为松散，基于各类身份认同、利益认同、价值观认同的“意愿联盟”式组织渐趋成为主流发展趋势。在俄乌冲突中，黑客组织匿名者呼吁全球黑客对俄发起网络战争的号召一呼百应。从技术使用看，人工智能技术为非国家行为体“赋权”。凭借其掌握的先进技术和数据给其带来巨大权力，非国家行为体为国家安全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黑客、民众等非国家行为体身份构成多元、利益诉求各异，更为国家安全增添了复杂性。同时，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具备操纵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与技术实践的能力，为了充分抢占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地，政府会予以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权力让渡，继而导致这些巨头企业的垄断地位被不断强化。高新技术企业在数据、算力与算法上的优势使其在安全领域的权力扩张性更为突出。 从发展趋势看，非国家行为体将成为远程代理战争关键角色之一。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护持下，非国家行为体成为远程代理战争利器。本次俄乌冲突中，西方国家极力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发生冲突，而是通过支持大量非国家行为体与俄罗斯作战。显然，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不仅影响战场形态，更在规模、主体等方面重塑了战争属性。
（四）人工智能军备成为国家安全能力竞争的新高地 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冲突中已在战术层面展现出优势。随着各国在战略上日益重视 , 人工智能军备势必会成为国家安全竞争新高地。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指出，人工智能及其军事化将带来巨大的机遇和难以预测的挑战。谁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就将统治世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等人认为，人工智能武器将左右国家战争能力甚至影响世界权力分配。霍夫曼（Trancis G. Hoffman）将以自主武器、智能机器人等为代表的自动化革命称为第七次军事革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所展现出的潜在军事价值已然吸引各军事大国纷纷展开规划和布局。例如，俄罗斯政府与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 Bank）等大型金融、科技和军工企业推动无人机、哨兵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武器研发。法国发布了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政策，同时将逐步使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研发支出增加到每年 1 亿欧元。美国则通过加强人工智能军备研发与合作并强化对中国相关领域的打压，以巩固优势地位。从研发情况看，美国国防部尖端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正实施一系列无人机、网络武器等人工智能军备项目。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与英国国防科学技术实验室（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就军事应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加强合作。 从对中国的打压情况看，以 2021 年为例，中国当年被列入美国各类打压名单的中国企业（不含个人）总数为 131 家。其中，信息科技类占比 38％，人工智能智造类占比 18％，合计占比近六成。此外，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会谈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机制遭到美国、印度等多国反对，长期停滞不前。综合来看，大国间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已悄然展开。
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安全风险的治理路径上文就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安全风险进行了探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其带来的挑战。从治理路径看，我国应抓住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重要机遇，多举措化解各类风险和挑战。
（一）加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前瞻性布局，切实提升国家安全能力 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军事运用一方面为安全领域带来威胁，另一方面也为提升安全能力提供了契机。早在 2014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国家安全技术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在安全威胁多元化新态势下，我国应在完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发展顶层设计，加强人工智能军备研究与应用的基础上，积极化解其引发的安全风险。第一，完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发展顶层设计。在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的新技术、新趋势加强跟踪，充分总结应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制定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发展战略。具体而言，一是坚持关键技术重点攻关。对于人工智能尖端技术和战略前沿，我国应找准切入点，超前规划布局，整合各方资源，制定倾斜性政策，进行重点攻关，力争建立比较优势。二是坚持基础研究长期耕耘。数据和算法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基础，应明确其基石地位以及基础研究短时间不易产出突破性成果的客观现实。在充分发挥中国的举国体制优势的同时，遵循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规律，久久为功。三是重视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研发周期长、投入大，政府部门在资源配置上给予长期保障的同时，应畅通企业等科研创新主体参与研发的渠道，推进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融合发展，激发创新活力。第二，强化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研发、运用与管控风险并举。基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发展趋势和潜在挑战，我国应强化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究，打造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杀手锏”，不断提升网络和物理空间攻防能力和情报、侦查、通信等领域保障水平。同时，妥善管控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内生性风险和应用风险。安全部门应加强数据和算法内生性和应用性风险监测，加强数据保护，妥善管控算法漏洞等风险，应对相应挑战。此外，在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体系化部署时，相关部门应平衡好全面部署与重点运用的关系，避免陷入军备竞赛陷阱。
（二）强化安全资源整合 , 健全“跨部门”安全协作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带来的国家安全新态势，多部门分段治理的传统机制难以满足治理需求。因此，革新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多部门联动、多行业合作的国家安全协作体系成为时代呼唤。 其一，畅通安全联动机制。首先，完善数据共享机制。目前，我国国家安全数据主要由不同部门分段掌握，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协调机制匮乏。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可以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为抓手，打破数据藩篱，建立高效统一、快速联动的数据共享机制。其次，健全攻防联动机制。在强化数据共享和利用的基础上，我国应完善攻防联动机制，打破各部门间的“条条”壁垒，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军地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国家安全治理合力，形成多元共建、风险共治的攻防联动模式。其二，完善非国家行为体监管机制。凭借掌握的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非国家行为体在数字时代“权力倍增”。因而，有必要强化对非国家行为体规范与监管，化解其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风险。首先，规范企业数据收集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标准。高新技术企业等行为主体数据收集与使用全流程应符合规范，技术研发应严格遵循行业标准和相关管理规定。其次，健全非国家行为体监管体系。政府管理部门针对数据和技术使用的薄弱环节加强排查和指导，及时封堵安全漏洞；对于非法窃取个人数据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严肃查处。最后，统筹社会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政府部门应定期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国家安全知识普及活动，培养人民群众数据和技术风险防范意识。 其三，健全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工作需要培养政治、军事、信息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复合型安全人才。就安全系统而言，可围绕人工智能安全技术提升等方面进行系统培训，不断加强安全人才队伍建设。同时，我国应持续推动安全人才培养。通过开设大数据挖掘、传播学等复合型安全专业，深化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高层次复合型安全人才培养，并与工作岗位有效衔接，促进人才培养落实落地。
（三）持续开展国际合作，破解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治理困局 人工智能在俄乌冲突中的应用带来新的议题关切和安全合作契机。一方面，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引发的网络安全、军备控制等议题呼唤多边合作。另一方面，部分国家正强化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研发，以图占领世界新军事革命制高点。
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是人工智能武器风险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前，以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谈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军备治理机制处于困境之中。自 2014 年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谈讨论人工智能武器控制问题以来，美国、俄罗斯等多方反对致使该议题长期停滞不前。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应在多边框架下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安全对话，呼吁主要大国抛弃“零和博弈”思维，采取集体行动，就推进人工智能军备控制国际立法达成全球共识。虽然国际人工智能军备控制领域停滞不前，但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依然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我国可按照不同议题与不同的国家构建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在某些领域取得治理成果进而推动更多领域的治理合作。总之，中国在应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治理困局中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合作精神，坚持多边主义，求同存异，多维度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治理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安全。
五、结语无人机、深度伪造技术、人脸识别技术等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在俄乌战场上大显神威。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不仅加剧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对抗规模和烈度，也使国家安全面临环境更加复杂化、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和挑战。 作为新形势下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安全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应积极作为，不断强化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一方面，要重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发展对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机遇。在世界主要大国都加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研究与部署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增强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布局的前瞻性，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源整合。通过健全“跨部门”安全协作机制，完善监管机制等举措，主动化解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此外，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安全风险治理还需凝聚国际共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了数字安全空间，使世界联通性和国家安全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增强。面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安全风险，各国难以独善其身。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寻求治理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和平发展与安全利用，更好地维护全人类的安全利益。
责任编辑：张志洲
Last modified: 2023年 8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