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报告回顾了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现状、估计了中欧经济脱钩的风险，认为德国需要吸取教训，审视关键的依赖关系和企业风险。报告认为，德国和欧盟企业需要应急计划，以便在重大地缘政治和经济中断的情况下继续运营；政府和企业必须审查特定产品和部门的风险过度集中，需要采取产业政策措施；政府必须考虑特定产品、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欧经济相互依存性
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近年来大幅扩大。中国是欧洲商品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21年占欧盟总出口的23%。中国也是德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美国），德国占欧盟对华出口的45%以上。在欧盟进口方面，中国排第一位。总的来说，中国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大。
商品贸易没有脱钩的迹象，相反，在经历了2019疫情期间的放缓后，去年贸易再次大幅增长。疫情导致2020年上半年国际货物贸易下降。然而，欧盟进出口有所回升，并在2021年创下历史新高。相比之下，欧盟对华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
是合作伙伴也是经济竞争对手，且竞争正在加剧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中国是一个威胁美国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和主导地位的非民主对手。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战略，北京方面正积极推动关键经济领域成为技术超级大国——以牺牲美国等其他国家为代价。
欧盟2019年5月的对华战略将中国描述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系统性竞争对手”，现在德国和欧盟需要进一步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其中，伙伴关系的信任基础受到侵蚀，而系统性竞争加剧。台湾的重大危机是对欧盟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地缘政治风险。中欧过去几年在应对气候变化、防疫等重大全球公共产品领域的合作也并不容易。
欧盟已经开发了一些单边工具，将中国视为“不公平的”经济竞争者。在贸易领域，欧盟引入了几种所谓的自主手段，以应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政府和共产党的巨大作用。这包括在欧洲一级实行投资审查、反补贴文书和国际采购文书。欧盟还在制定一项反强制手段，以应对中国的强制贸易做法，如最近在一场有关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实际办事处的争端中对立陶宛采取的措施。
此外，重新启动以执法为重点的欧盟贸易政策（2021年2月）、协调一致的欧盟产业政策（如2022年2月的欧洲芯片法案），以及其连接战略和数字战略都表明，欧盟希望更好地定位自己以便与中国竞争。
估算对华贸易战的规模：集中风险和动态影响
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进行了几项研究以估算贸易战甚至脱钩对德国和欧盟的潜在成本。标准贸易模型的成本是GDP的0.5%-1.5%。尽管这将远远高于英国脱欧导致的贸易壁垒成本，但这一数字不会导致德国和欧盟经济的灾难性崩溃。
总体贸易影响相对较弱有三个简单的原因。首先，贸易模型允许转向其他贸易伙伴，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如东盟地区。
其次，贸易模型难以考量因特定、专业产品的风险非常集中而导致的价值链中断。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对抗，一些关键投入的供应链将严重中断，因此宏观经济成本可能会更高。
第三，投资存量和相关生产能力没有被纳入贸易模型，但对公司很重要。许多德国汽车行业的大公司不仅出口，而且在中国有主要生产基地。在发生重大冲突的情况下，公司股东肯定会蒙受损失。
最后，静态贸易模型中未包括创新过程产生的贸易动态利益。
尽管如此，潜在的地缘政治升级的经济影响对中国可能不那么重要（2021年中国出口中，欧盟仅占15.4%，美国占17.1%）。因此不要幻想中国会因为经济损失而避免做出重大的地缘政治或安全决定。
建议
1.1通过明确的政府信息，促进提高公司风险管理
供应链是由公司形成的。政府只能为企业的运营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措施，让企业更加意识到地缘政治风险。这需要最高层发出明确的政治信息：投资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总是由股东承担。
除了管理直接敞口带来的风险外，企业还需要确保在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冲突情况下的业务连续性。这通常需要复制价值链的基本部分。
目前的金融担保可能会促进企业过度冒险，应该对现有的金融担保进行批判性审查。有必要对外部投资担保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取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业务的国家投资担保。政府对于无视人权的专制国家还可以颁布限制贸易法规。
最有效对策是多元化。直接受到中国强制性经济措施影响的澳大利亚企业就是这么做的，越来越多地实施“中国+1”战略，这意味着将业务和供应链多元化，转向中国以外的其他目的地。澳大利亚企业也在建设不依赖中国进口的关键产业能力。这对欧洲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政府可以通过谈判和实施雄心勃勃的额外欧盟贸易协定，以支持企业董事会实现贸易和生产多样化。这些协定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增加进入市场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以促进双边和区域贸易。因此，支持欧盟推进自贸协定应该是德国的首要任务。激励伙伴国家建立新的产业集群也非常重要，能够发展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以缓解多样化问题。在贸易协定谈判中，欧盟应准备进一步开放其市场，包括先进产品市场，使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
1.2审视国家安全风险和过度集中风险，强化供应链
在地缘经济环境困难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是继续致力于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贸易体系。这意味着需要像WTO这样强有力的全球规则和机构来促进贸易，缓解全球贸易和投资冲突，这也可以增强供应链弹性。
此外，欧盟必须严格审查集中化风险。它需要使对价值链中某些关键产品的过度依赖变得多样化，在2021年5月的《委员会成员工作文件：战略依赖和能力》（2022年更新）中定义了这些关键产品。这些关键产品占欧洲进口的6%，其中包括半导体、某些稀土和原材料，它们对经济的绿色转型非常重要。在其中一些市场，中国目前的份额超过80%甚至90%。这些构成了全球经济的主要脆弱性，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另一个风险集中的例子是全球大部分太阳能板是在中国生产的。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占欧洲太阳能板进口的75%，这一数字自战争以来一直在上升。
1.3使欧洲的产业政策方案现代化
中国的竞争也构成了对德国和欧洲工业的挑战。中国正在成为高科技和成长型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中国制造2025”政策下，中国采取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占据价值链中更大的部分。对于经济模式差异带来的挑战，欧洲采取了各种新方法应对，如“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IPCEI），但总体战略仍不明确。
有针对性且非过度的产业政策应成为工具箱的一部分，以帮助创造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市场和新产品。基础研究、教育政策、改善商业条件和发展风险资本市场必须成为这一战略的核心部分。
结论
建议加深与中国以外国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不是总体上减少经济一体化。多样化将使经济体系和供应链在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更具韧性，并产生新的增长效益。 德国和欧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应解决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运营风险，把最坏情况下的业务连续性作为首要任务。各国政府应通过新的贸易协定支持多样化战略，同时避免为在华活动提供财政激励和保险支持。安全敏感领域的脱钩很重要。最后，制定有针对性和非过度的产业政策战略。加强共同市场、创新和改善内部投资环境，对欧洲应对中国竞争至关重要。
原文标题｜Managing Risks in the EU-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Initiatives
文章来源｜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发布时间｜2022年11月
编译｜智能society
文件链接｜https://dgap.org/system/files/article_pdfs/dgap-policy brief-2022-33-en.pdf（10页）
Last modified: 2022年 11月 22日
